康有为和梁启超倡导的改革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基础的。康梁夫妇虽然没去过日本，但还是希望学习日本的君主立宪制，同时也高度认可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效。但是，国情毕竟不同。1898年政变失败后，康有为、梁启超先后流亡日本。
他们没有放弃对改革大局的期待。到了日本之后，他们还是想办法得到日本的支持。日本政府和各界人士也认可康梁。但由于清政府的态度，日本对康梁的态度十分复杂。总的来说，他们既热情又谨慎。
康之所以选择去日本，其实不仅仅是为了避难。他们希望日方伸出援手，支持他们继续改革和改造。1898年政变后，康有为从香港出发，在宫崎秀吉和汤泽德来彦的陪同下，一同乘船前往日本。梁启超则不同。当时，他在日本驻华大使林权助的强力保护下逃往日本。
当时日本是第一个管的。他因为身份特殊，不得不把日中邦交放在第一位，无法亲自打理。受大榭崇信委托，当时日本的两个民间组织负责康梁，分别是东亚学会会长、上议院议长、枢密院顾问金夫。梁到日本后，他们马不停蹄地提出呼吁，就是要解救光绪皇帝和因变法被捕的各界仁人志士，希望变法事业得到日本各界的支持。
康有为首先致信傅，说明自己是奉光绪皇帝之命来到日本的，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表示赞赏，同时迫切希望日本政府伸出援手，挽救光绪皇帝，继续在中国进行明治维新。1898年11月，康有为面见傅，再次恳求:“这次政变使全国欣欣向荣的国运重新陷入绝望。今天，皇帝虽然一生英明，却什么也做不了。他的意图无非是想得到贵国的援助。”
他还说:“没有皇帝，不仅改革不能进行，而且没有立国的脸面。所以只能希望皇帝安然无恙，早日恢复。在这方面，我恳求你的协助。”“贵国若能借此机会，伸出援手，驱逐太后势力，恢复皇位，必定成功。”可以看出，康有为的话很恳切，心情也很迫切，但杜薇的态度却比较含糊:“外交上的事，绝不是你我能解决的。这么大的事件，必须通过观察欧美国家的态度来确定，很难断言有没有可能。而且这件事不能贸然说。”所以，连康有为的迫切要求都婉言拒绝了。
梁启超和康有为一起为政变而努力。1998年9月27日，在一艘驶往日本的军舰上，梁启超给伊藤博文和林权助写信，希望尽快营救光绪皇帝和一批变法派。“寡君现居南苑一室，乃瀛台名人。他太清楚其他国家在干涉内政，他的国家陷入困境，所以他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。”如果“执事考虑兄弟之间的外交关系，顾全东方大局，希望与英美两国的部长们商量。”
他说:“如果皇帝有严重的原因，我们中的一些人会降国旗断绝外交关系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为智娜的缘故问罪魁祸首。”。然后他们可能会害怕，但不敢肆意下毒。有同感的不仅是凯超，还有我们国家的4亿人民。"
在这本书中，梁启超还指出，西太后之所以敢如此行事，一定是有俄国人的支持。如果清廷的权力还在西太后手里，势必是俄国人死心塌地的奴隶，清朝早晚会死在俄国人手里。梁启超的言论是以日俄在中国争权夺利、内斗为背景的。这样做，目的就是和俄国人一起挑衅日本，希望日俄矛盾进一步激化，中国借机求援。
到了日本，梁启超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和之前给伊藤博文的信几乎一模一样。他还希望日本伸出援手，解救光绪皇帝和被捕的人。大禹崇信知道内容后，交给了守护杜甫。这时，景岛乐不再是日本首相，而是山县有朋接替了他的位置。因此，梁启超只好请警卫员向山县有朋转达他的意思。
这一次，梁启超不仅简述了戊戌变法的过程，还指出日本必须站出来支持中国戊戌变法的利益。他说:“在我们国家的今天，如果一群老虎里出了一只羊，你们国家的形势就危险百倍，大祸临头是外界逼出来的，所以不能不借助朋友的力量来抵御。因此，梁启超不禁为秦婷哭泣，呼唤蒋伯之助，并对日、同一个物种的国家在同一个大陆上寄予厚望。至于如何互助，阶大，诸君心中自有主张，无人敢择言。
梁启超的软弱气味是六极之一，是国民性者最忌讳的。当今天下，逐鹿中原，必先得其所。一旦去了就不能再追，一旦失去就不能再得到。如果我们的外交政策稍有失误，团结稍有薄弱，总有一天会有人后悔的。如果游戏是那样的，一旦你放手，整个世界就散了，所以你不能大意。"
所以，很显然，康梁流放日本绝对不仅仅是为了避难，更重要的是为了营救光绪皇帝和一批仁人志士，请求日本的援助，以推动维新事业。但是，日本对康梁的态度不同。对于康有为，日本政府虽然保护他，但并不欢迎他，希望被驱逐出境。虽然他是在日本人的护送下抵达日本的，但出于中日关系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，日方并不希望康有为留在日本。
当时的日本首相大谢崇信因为收留康有为，担心中日邦交恶化，所以不想管。而是交给了警卫员杜甫去处理。其实日本政府对康有为的态度早就安排好了——花2000日元作为安排康有为的经费，暂时收留康有为，以后再送他去欧美其他国家，不能久留。
当然，这不仅是日本政府的态度，也是日本各界人士的态度。比如怪物猎人平，东亚文同学会的，给卫道士杜甫写信说:“现在我们的国家有康有为护佑，这可不是当年征服西太平洋的样子。最近横滨、神户的康门弟子散布各种奇怪的谣言，做出不稳定的举动。弟子康二三粉饰失败，借日本之名，扩张虚势。”提出“一点同情就够了，谣言千万不要泛滥”，并强调这是“最重要的”。
白彦龙的言论代表了日本的大部分民意，影响了日本政府，加速了康有为离开日本。1899年1月18日，杜薇傅与大卫崇信商议，决定动员康有为离日。他们告诉梁启超，希望梁启超代为转达。梁启超回答说，康先生早就有意离开日本，去欧美。之所以没有发生，是因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与日本直接相关，为了贵国的考虑，愿意留下来。
显然，康有为不愿意离开日本。然而，由于日本人的态度，我不得不离开日本去其他国家。1899年1月23日，梁启超笔名吉田金致函金维，称受康先生委托离职。3月21日，康有为辞行致谢，次日离开日本前往温哥华。
对于梁启超，日本政府是相当支持的。1898年政变后，梁启超逃到日本驻华大使馆，林权助和伊藤博文很欣赏他。据林权助回忆，他曾听说过梁启超，称赞他是“中国少有的高贵之士，热心策划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君子”。当时梁启超找林权助和伊藤博文帮忙，不是为了自己的小命，说自己生死无所谓，是为了他们日本政府出面解救光绪皇帝和康有为。
林权助当即答应，梁启超一到日本，林权助就说，梁启超要求的两个“麻烦”已由大君负担，他愿意帮助康梁。然而，没过多久，内阁垮台了，新总理山县有朋是反饥饿派。当时西太靠近俄国，所以大禹更积极地支持梁启超。
他上书中国总理衙门，说:“经过慈禧太后的政治训练，清政府的改革转为保守主义，完全奉行排外政策，有识之士不能参政。现在政府持续这么长时间，以后中国的生存和独立就要绝望了！此时的日本极力做好邻居，出谋划策，规劝以示支持。不听就采取有效措施。”
从1898年10月到1903年离开日本之前，梁启超在日本政府和各界人士的保护下，从事维新活动。他主持《清议报》和《新民丛报》，不断宣传变法思想，同时把日本人翻译或撰写的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，在中国造成很大影响。在此期间，梁启超和康有为在美国继续共同开展维新活动。
梁、康是清政府为铲除杂草而设的重围。但在日本人的庇护下，清廷无从下手。清政府试图杀死他们，但都失败了。最后，我们不得不通过外交途径要求日本政府将康良驱逐出境。
这件事表面上是张之洞搞的，实际上是他贯彻了清政府的意志。张之洞要求日本将康梁驱逐出日本，并禁止《清议报》继续发行。1898年12月3日，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吉里增之介在得知张之洞，即清廷的态度后，表示“若立即密送政府商法，必使其东行”。
这里的“齐”不包括梁启超。小田吉里把信息反馈给日本政府后，张之洞一直在问结果。在清廷的压力下，目标达到了一半——日本政府将康有为驱逐到美国。但《清议报》在梁启超的主持下继续出版，张之洞很恼火。在他的一再追问下，傅回答说，《清漪报》不可能停刊。梁启超在日本政府的保护下留在日本，直到1903年前往加拿大。而且他的离开是加拿大皇家学会邀请的，与日本政府和清政府无关。